《卫报》｜自由民主体制面临公信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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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自由民主体制面临公信力危机
作者：威廉姆·戴维斯（William Davies）
译者：王婧滢
法意
导言
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威廉姆·戴维斯（William Davies）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新民粹主义的文章。在《我们为什么不再相信精英们了》一文中，他指出当前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任的缺失，尤其是作为精英的公众人物的公信力的下降。过去十年中发生在商界、政界、新闻界的丑闻使民众对于精英阶层的信任逐渐降低，更多的人将政治看作是一场骗局，不再相信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这样的专业政客，转而认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人物更加可信，尽管事实并不是如此。戴维斯认为，想要应对当前民粹主义和极端政党崛起的危机，自由主义及其捍卫者需要意识到他们已无力维持信任，而不只是认为当前危机只与事实相关。本文不代表公众号立场，编发以供参考。
几百年来，现代社会依赖于一件如此普遍和平常以至于我们很少停下来注意它的东西——信任。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相信同一些事情，这一事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它比我们常常以为的更加脆弱。
当包括媒体、政府部门和专业人士的公共机构取得了广泛信任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去质疑它们是如何做到的。成功的自由民主的核心是一种集体的“信任飞跃”：当公职人员、记者、专家和政治家们分享信息时，人们都预设他们是以一种诚实的态度进行的。
|公信力对于自由民主体制的重要性
认为公众人物和专家基本上是可信的，这种想法对于代议制民主的健康运转来说非常重要。
毕竟，自由民主的核心就是，一小群人——政治家们——能够代表千百万的人民这一理念。如果这一体系想要成功运作，那就必须要有一些基础的信任，即相信这个小群体确实是在代表更大的群体行动，至少在某些时候他们会这么做。过去的这十年向我们证明，没有什么比贪污腐败——一种对政治家为私利而滥用权力的或真或假的怀疑——能更快速地使选民们舍弃自由主义的了。
这不仅仅只关乎政治。事实上，大多数我们相信是真实的事情都基于通过报纸、专家、官员和广播而产生的信任。我们有时会亲眼目睹一些事件的发生，但面对很多显然合理的事实，我们不用亲眼看见就会相信它们。为了相信经济确实增长了1%，或者去了解最新的医学进展，我们给予了很多事情信任；我们不会去主动怀疑相关的研究者或者记者的道德品质。
大多数时候，我们称之为“真理”的大厦只不过是一种信任的投资。想想我们是如何了解有关气候变化的事实的：科学家们谨慎地收集和分析数据，然后起草一份供同行匿名审查的论文，这些评审们都默认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如果论文得到发表，它就会在由大学新闻办公室起草的新闻报道中与记者分享。我们然后期待这些发现会被广播节目和新闻媒体如实报道，而不会有任何扭曲。然后政府官员们撰写部长级文件，包含政府迄今取得的成就的细节，以回应这些事实。
|公信力逐渐降低的原因
一个现代自由社会是信任关系铺就的复杂网络，由报道、账户、记录和证词组织起来。这样的体系一直都面临政治风险和威胁。现代专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后半叶，当时科学家和商人们第一次建立了记录和分享事实与数字的技术。政府也很快采用了这些技术，用以税款征收和基本的公共财政。但从最开始，我们就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行为规范，以确保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不谋取私利或荣耀（例如通过夸大他们的科学发现），并且受到严格的诚实守则的约束。
但不管双方在交流中有多诚实，这些绅士风格的网络和俱乐部的文化同质性和社会亲密性始终为人们的怀疑提供了理由。
早在17世纪中叶，负责处理公共知识的机构就一直为居住在国际化都市和大学城里的白人男性毕业生提供特权。虽然这并不能抹杀他们所产生的知识的价值，但是当这种同质性开始成为一种政治认同并且有一套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情况就会变得棘手。而这正是“精英”这一概念所隐含的含义：那些据称是独立的权力领域——媒体、商业、政治、法律、学术界——正在一同行动。
更大的威胁来自于那些希望通过职权来获取私利的人。一个依赖于信任的系统总是容易被那些想要利用它的人滥用。现代管理机构的核心特征就是试图用书面文件来证实所有内容，但所有记录都总有会被操纵、压制或编造的余地。这种可能性是无法避免的。这也适用于许多领域：例如，在某种情况下，想要相信一家报纸在报道警官称从可信证人处获得的信息时是真实的，就有赖于信任的飞跃。
正如大量调查结果所证明的那样，西方世界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信任下降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信任和信任的缺失受到了决策者和商界领袖的关注。他们担心，信任的减少会导致犯罪率上升和社区凝聚力下降，从而带来需要由国家承担的代价。
没有人预见到的是，当信任低过某一点时，很多人会把政治和公共生活整个都看作是一场骗局。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普遍的信任度的下降，而是因为重要的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家和记者——被认为是不可信的。无论他们是作为民选代表还是作为专业记者，正是这些专门负责代表社会的人物失去了公信力。
要理解自由民主在今天面临的危机——无论我们主要是从“民粹主义”还是“后真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仅仅哀叹民众对公众人物日益增长的怀疑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考虑为何他们收回了这份信任。
事实基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技术和市场力量动摇的，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今天民粹主义者对建制的指责背后的真相。反叛政党和煽动者的崛起常常被视为自由主义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一种现象。但是，通过聚焦到信任问题以及自由主义机构在维持信任上的失败，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种情况。
今天的问题在于，在公共生活的许多关键领域，民粹主义者的基本直觉一再得到验证。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数字技术的传播，它创造了大量的数据痕迹，这些痕迹拥有将公开声明证伪、甚至破坏整个公共机构的潜在可能。虽然几乎无法确凿地证明一个政治家在道德上是无辜的，或者一个新闻报道是不失真的，但相反的证明要容易得多。丑闻、泄密、告密和欺诈的被揭露都证实了我们最糟糕的怀疑。当信任依赖于一种飞跃时，不信任却获得了不断增多的成堆的证据的支持。而在英国，这类证据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许多人准备承认的地步。
面对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的崛起，评论家们大多从经济角度描述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他们认为这是那些被不平等和全球化“抛弃”的人们的反抗。另一阵营认为这主要是有关身份和移民的文化焦虑的表达。当然两者都有一些道理，但它们都没有触及这场正在被民粹主义者无情利用的信任危机的核心。自由主义现在正面临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主流政治家、记者和高级官员的基本的公信力已经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
我们对特朗普、英国脱欧等等有着大量的解释，但对民粹主义者正在表达的内容却缺少关注。
他们不停地提出主张，认为自私自利的“精英们”正在努力维持这种他们获得了大部分利益的现状。右翼的奈杰尔·法拉奇指责某些政府官员为自己的私人目的而企图破坏脱欧。而左翼的杰里米·科尔宾则反复提到，英国的经济体系是“被操纵的”。承诺打击腐败和私人政治游说是唐纳德·特朗普、杰尔·博尔索纳罗或维克多·欧尔班等人的政治战场里重要的一部分。
近年来最大的政治谜团之一就是，那些常常鼓吹和利用民众对“精英”的信任度的下降的人，他们的道德品质远比被赶下台的技术官僚和政客更可疑——更不用说他们也拥有更多财富了。从表面上看，“精英”的腐败被唐纳德·特朗普或阿伦·班克斯这些只知道推销和吹牛的人所用似乎有些奇怪。但这些人之所以获得权威，丝毫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品质高尚，而完全是因为民众认为他们愿意检举揭发那些统治着国家和媒体的腐败“内部人士”。
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占据“精英”位置的人——可能会安慰自己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或是夸大的，或者民粹主义者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所指出的失败。毕竟，特朗普也没能“抽干华盛顿政治游说的沼泽”（意指清除政治弊病）。但这种想法却没能真正理解这种夺人耳目的表达所起到的作用——它抹杀了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核心信念，即认为权力的使用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且主流媒体公布的事实是对现实的可信表述。
2016年，奈杰尔·法拉奇与唐纳德·特朗普一起竞选。
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是各个权力中心，包括主要政党、主流媒体、大企业和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国家机构。
可怕的“人民之敌”一词最近被唐纳德·特朗普用来描述那些他不喜欢的广播和报纸（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并且，在英国高等法院于2016年裁定英国脱欧需要议会同意之后，《每日邮报》也使用这一词语描述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但在更深层次上，不论是司法部门、媒体还是独立的政府官员受到攻击，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另一项指责：普遍的公众生活已经充满欺骗。
这种指责是如何运作的？
一方面，它质疑法官、记者或专家会以公正客观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对于那些通过将公共职责与个人感情分离来获得权威的人来说，公开他们的个人观点或身份就等于攻击他们的信誉。另一方面，这种指责逐渐模糊不同的专家和权威之间的区别，营造出一种政治家、记者、法官、监管者和官员是在一起高效工作的景象。
相互竞争的专家们可以很容易解释说，他们彼此几乎没有共同点，而且往往是对立的。表面上，这些截然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权力中心以各种方式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制衡体系。20世纪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经常认为，只要没有一个政治实体能够垄断权力，某一权威机构手握多少权力就并不重要。而只要社会的不同领域相互监督，“三权分立”（区分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这一在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具有非常大影响力的著名自由主义理想，就能够一直存在。
但这些不同的专家和权威机构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主要以文字和符号进行交易。如果把记者、法官、专家和政治家归为一个单独而同质“自由精英集团”，就有可能去认为他们都沉溺于行业黑话和政治正确，然后最终沉迷于谎言。一旦他们所声称的说真话的品质遭到质疑，他们作为人民公仆的身份就被摧毁了。而达成这一结果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们的个人观点和品味公之于众，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很容易就能做到这点。在推特的时代，以BBC记者为例，人们更容易发现他的公众形象与个人的观点和感受之间的紧张与矛盾。
无论是在媒体、政治还是学术领域，自由派人士都拥有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所没有的脆弱性，因为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他们所宣称的说真话的品质之上。
美国学者奥利弗·哈勒、金·明哲和埃兹拉·扎克曼·西万在最近发表的一篇社会学论文《谎言煽动者的真实魅力》中对两种谎言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是“特殊渠道谎言”，或者更适合称之为“内部谎言”。这种不诚实发生在，当某一个人们相信他会真实报告的人辜负了信任、没有坦白他所知道的事实的时候。（作者举的例子是比尔·克林顿称他“与那个女人没有性关系”的臭名昭著的发言。）
第二种，他们称之为“常识性谎言”，是唐纳德·特朗普对他的选举的成功或就职典礼上的人数的规模的夸大，或是脱欧运动关于“每周向欧盟输送3.5亿英镑”这类的谎言。这些谎言从一开始就并不表现出受诚实准则约束的样子，听者可以自己决定如何看待它们。
这篇论文所揭示的是，当政治被视为“内部”说谎者的场域时，“常识”说谎者就会拥有一种诱人的真实，甚至是一种奇怪的诚实。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这样光鲜亮丽且专业的政治家的崛起，强化了人们的信念，大家更加相信政治完全是对真相的战略性隐瞒，而伊拉克战争看上去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特朗普或法拉奇可能会被认为伪造了某些事，但他们不会被认为（无论是对是错）隐瞒了事情，这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技术官僚或专业政客无法获得的信誉。
与此同时，更糟糕的是，事实证明，当选上代表的人被视为“内部骗子”时，其他以报道真相为己任的职业——记者、专家、官员——的信任度也会下降。确实，在那些完全放弃相信建制的民众看来，所有这些“试图兜售真相的人”之间的区别也无关紧要。正是这种广泛的不信任才为右翼民粹主义创造了机会。根据年度爱德曼信任度调查的数据，2016年特朗普选民不信任媒体的可能性是克林顿选民的两倍多，该数据还显示，目前遭受最“极端信任损失”的四个国家是意大利、巴西、南非和美国。
调查民众的态度是一回事，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另一回事。疏离和幻灭正在缓慢地蔓延，而且没有一个清晰的源头可循。毫无疑问，经济停滞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是部分原因，但我们不应忽视日益严重的丑闻带来的影响，它们使“自由精英”的诚实和客观遭到贬损。
|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公信力危机
精英们的不当行为没有“导致”英国脱欧，但事后看来，可以惊讶地发现我们对丑闻的堆积和它们对建制的公信力的影响并没有多少关注。
2010年的英国年度社会态度调查中有一个并不乐观的发现。民众对于政客本来就相当低的信任度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衰退，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客从来不说真话。但与此同时，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却神秘地上升了。如果选民们对“政治家”失去了信任，那新加入的这部分人会转向谁呢？其中一个答案显然是英国独立党，他们在那随后的几年中获得了最大的选举收获，甚至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英国独立党的崛起最初似乎威胁到了保守党，而这是卡梅伦决定就英国脱欧与否举行全民公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公投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和意外的）影响的因素之一，就是首次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特别是投票脱欧的选民人数。
是什么可能引发了2010年调查中显示的那种愤怒的幻灭与强烈的兴趣呢？这显然可以追溯到最财政紧缩时期里最艰难的日子之前。但有一件事显然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削弱了人们对于政治家的信任：国会议员的“报销门”丑闻，由于《每日电讯报》分次披露其中内幕，它在2009年5月持续发酵。
在经历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灾难——金融危机——之后不久，这场报销丑闻的重要意义可能已经被遗忘。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涉及了威斯敏斯特许多最高权力机构：下议院议长、内政大臣、社区和地方政府国务大臣以及财政部长都被迫辞职。不仅如此，这种腐败似乎平等地传染到了所有的政党，她证实了这样一种感觉：政客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不论党派）比他们与体面的普通人之间的共同点要更多。
很多“精英”参与其中的问题都很复杂，关乎法律、法规和经济分析。比如，我们都能看到金融危机的后果，但其确切的原因是有争议的，很难彻底理解。但相比之下，每个人都明白报销是什么，也都知道说谎和夸大是最基础的道德败坏；即使是孩子也知道这是错的。虽然这对几百名诚实的议员和几十名在规则“精神”上很难说清其行为是否有错的议员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大范围故意欺骗的感觉被深深地——这是可以理解的——确立了起来。
报销丑闻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十年来的精英丑闻设定了一个模板——其中大部分都包含谎言、泄密和不诚实的否认。一年后，大量政府数据档案再次泄露：2010年，维基解密发布了数十万份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战地报告。在《纽约时报》、《明镜周刊》、《卫报》和《世界报》等报纸的协助下，这些“战争日记”披露了美军行为的骇人听闻的细节，并披露了五角大楼对他们并不知晓各种虐待行为的辩解是失实的。虽然一些政客对被曝光的内容表示了道德上的反感，但美国和英国政府仍旧指责维基解密对他们的军队造成了危害，泄密者切尔西·曼宁因间谍罪被监禁。
2012年鲁珀特·默多克在前往莱韦森调查提供证据的途中
2011年，窃听丑闻使新闻界自己站在了聚光灯下。据透露，《世界新闻报》和伦敦警察厅的上层人物早就意识到了电话窃听行为广泛存在，他们在叙述自己的知情范围时撒了谎。受牵连的人包括总理的通讯主任、《世界新闻报》前编辑安迪·库尔森，他随后被迫辞职，其后被监禁。2011年年底，《世界新闻报》已经停刊，莱韦森调查正在进行，整个默多克帝国都在晃动。
2012年最大的丑闻完全是另一种状况，涉及不知名字的人操纵一个少有人听过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也叫做Libor，指银行愿意相互贷款的利率。在一个复杂的衍生品和高频交易算法的时代，这个数字非常超越现实的方面在于，它是根据每家银行每天公布的估计数计算出来的，而且纯粹是出于信任被认可的。有消息称，少数几家经纪公司为了私人利益（大约25万名英国抵押贷款持有人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合谋改变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虽然可能很难完全理解，但一个行业以犯罪的方式通过牺牲公众的利益来充实自己，听起来也并不是个不可理喻的场景。这场合谋的核心、巴克莱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戴蒙德于2012年7月辞职。
那一年接近年底时，媒体又陷入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这次是在英国广播公司。2012年10月，英国独立电视台纪录片《吉米·萨维尔的另一面》的播出带来了恐慌。有多少人是知道他的性侵犯行为的，他们知道了多久？为什么警方放弃了早先的调查？为什么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放弃了他们原定于2011年萨维尔去世后不久播出的关于萨维尔的电影？警方迅速开展了“紫衫行动“以调查这项惊人的性虐待指控，而英国广播公司则成立了独立委员会以调查发生的问题。但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和警方在过去40年里其实都并不想知道这些事情真相的感觉却挥之不去。
不久之后，信誉危机就发生在了企业界。
2014年9月，一名举报者透露，乐购将其半年利润夸大了2.5亿英镑，使这一数字增加了约三分之一。这种规模的账目篡改显然与高级管理层相关。果然，该月就有四名高管被停职，两年后又有三名高管被指控欺诈。一年后，有消息称大众汽车为了在测试中欺骗监管机构，系统地而且有意地改造了排放装置，但随后车辆却造成了大量污染。首席执行官马丁•温特科恩辞职。
“我们并没有从维基解密中学到任何东西，我们并没有真的认为它是真的，”哲学家斯拉沃吉耶克在2014年观察到，“但是大致了解是一回事，获取具体数据是另一回事。”所有这些丑闻的性质表明，有一种以泄露的档案的形式出现的新的“事实”——重点在于它并不依赖于对记者或官员的二手报告的信任。这些被揭露的事件非常有力，也带了很大的后果，因为它们似乎恰好直接证实了我们的恐惧和怀疑。即使没有支持的证据，对“自由精英”的愤恨也会酝酿。当这些证据出现时，事态就会变得更加使人愤怒，即使那些数据——例如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实际上并不令人震惊。
这绝不是过去十年所有丑闻的完整清单，这些丑闻也并不都具有同等的意义。但把他们整合起来观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者的猜疑是如何急剧增长起来的。不论我们是否继续信任政治家、记者或官员，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用这种戏剧性的大幕拉开的方式去戳穿那些一直在撒谎或欺骗公众的人。
另一种模式也开始出现。被揭露出了腐败或自私面目的（这种面目就像政治一样古老）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人，整个建制本身也开始显得虚伪和可疑。
21世纪特有的丑闻是一种非常基础且长久的道德败坏（贪婪和不诚实）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揭露弊端、并产生更为戏剧性结果的曝光技术的结合。
也许所有这些曝光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们绝对是丑闻，而不仅仅是失败：它们涉及蓄意欺诈或误导。有几起涉及长时间的隐瞒，以尽可能拖延发现真相的时间。
其中几起丑闻以声名显赫之人的入狱告终。监禁满足了一些公众对“精英”为他们的不诚实付出代价的要求，但它并没有修复受损的信任。相反，它还有承认了要求惩罚的呼声的合理性的风险，在那之后，对惩罚的要求只会进一步扩大。“把她关起来”的呼声持续在特朗普的集会上回荡。
|媒体在公信力危机中的作用
除了是有意识的和故意的之外，这些丑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媒体所扮演的模棱两可的角色。
一方面，媒体的声誉在过去十年中遭受重创。这是被民粹主义者和阴谋论者煽动的，他们指责“主流媒体”与专业政治领袖结盟，而现在他们也从社交媒体中获益，并利用它来传播这些信息。
也许报纸的道德权威从来都不高，但在有人披露记者窃听被杀女学生米莉·道勒的电话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新闻界的公众地位到达了一个新的低点。在萨维尔事件曝光和“紫杉”行动之后不久，莱韦森的调查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媒体阶层既擅长揭露他人，也同样擅长隐瞒自己行为的真相。
另一方面，正是报纸和广播公司使得这一切得以曝光。《卫报》曝光了窃听丑闻的范围，《电讯报》曝光了议员们的报销问题，《独立电视台》曝光了吉米·萨维尔，而“战争日记”同时被全球多家报纸报道。
但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与记者和报纸所扮演的传统的角色不同，他们对真相在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数据和指控在秘密中积压起来，直到最后有人告发。一份当局拒绝承认的档案始终存在，直到前者再也无法承受这样做的压力。记者和告密者在移动阀门释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那时起，真相的倾泻就无法预测了。当这些洪流正在涌动的时候，没有人能知道它们会扩散到什么程度或者持续多久。
4月，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在贝尔法斯特。
“大数据”时代也是“泄密”时代。在传统的“恶行”可能推翻一位部长的时代，过去十年中几起重要丑闻的规模之大超出了任何个人能承担的程度。
2013年的爱德华·斯诺登泄密案、2015年的巴拿马文件泄密案以及汇丰银行的文件（披露有组织的逃税行为）都涉及到上万份甚至数百万份文件的发布。基于纸质文件的官僚机构从未面临过如此规模的针对其合法性的威胁。
委员会和调查对理解如此多的数据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同样，还有那些帮助揭露不端行为的报纸和告密者的诚信的力量。比如在国会议员的报销丑闻中，一些报纸甚至邀请读者来搜索这庞大的档案宝藏，就像是使用人工的算法来筛选数据。很难想象如此多丑闻被揭露带来的效果会是建立起对公开可见机构的信任。与之相反，人们发现“精英们”一直在阻止大量的犯罪数据被发现，这成了阴谋论的完美素材。在2010年的回忆录《旅程》中，托尼·布莱尔坦言，为信息自由立法是他最大的后悔之一，这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中心是如何看待信息透明的。
维基解密公布战争日记后，没有任何权势人物称数据是不准确的（毕竟，这是数据，不是新闻报道）。他们也没有为被披露出来的内容提供任何道德上的理由。国防部只能提出最无力的争辩——他们说，对每个人来说，不知道战争是如何进行都是更好的。确实很有可能，国会议员的开支丑闻并不能公正地代表下议院的情况，或者大众的排放丑闻只是汽车行业内一次绝无仅有的骗局。但是丑闻并不是通过创造公正或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形象而起作用的；它们是通过揭露隐藏的真相和谎言而起作用的。当告密和泄密成为讲真话的主要形式，记者、专家、专业人士、广播公司等专业真相讲述者的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
“非自由民主”一词现在经常被拿来形容维克多·奥班统治下的匈牙利或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等国家。与自由民主相反，这种专制民粹主义模式表面上代表“人民”，实际上是在攻击司法和媒体的独立性。
英国脱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对“自由主义精英”的不信任引起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它也加速了向“非自由主义”的转向。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虽然是在直言不讳的留欧派中，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对待脱欧派和脱欧这件事本身采取的是宽容安抚的态度，他们害怕引发仇恨。更令人担忧的是，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网站在10月份发现，伦敦警察厅推迟了对脱欧派涉嫌违反选举法的行为的调查，而据警察厅发言人所说，这是出于“政治敏感”。在我们当下节点面临的风险在于，重要的公共机构正在设法避免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应有的程序，以希望不要惹恼对手。
英国并不是“非自由民主”，但我们的精英们的公信力仍然面对诸多疑问，而对民粹主义对手的宽容安抚只会使情况更糟糕。在政治光谱更极端的极右翼社会活动家斯蒂芬·亚克斯利·列侬，也称汤米·罗宾逊，已经利用他的名人身份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使人们同时对司法部门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亚克斯利·列侬将自己定位为一名自由斗士，通过违反不得报道在审案件细节的法律，来揭露被指控圈养未成年女孩的穆斯林男性的“真相”。亚克斯利·列侬被判藐视法庭罪并入狱（他后来在上诉法院要求重审后获释，案件已移交司法部长处理），但对那些认为建制只不过是串通好的隐瞒、而普通人正被蓄意欺骗的人来说，这反而使得亚克斯利·列侬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目前的政治担忧是，这种性质的怀疑——即认为真相正被“精英”集团蓄意掩盖——不再是阴谋论者特有的想法，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我们目前的危机，有太多的原因可以在这里列举，我们也无法把信任集体崩溃的责任分摊清楚——这既是媒体技术变革的体现，也是精英们道德败坏的体现。
|如何恢复公信力
但现在正在成形的是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所称的新的“真理政权”——一种在社会中组织知识和信任的不同的方式。
17世纪专家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出现为以独特的自由主义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平台，其基础是假定知识将存在于公共记录、报纸、政府档案和期刊中。但一旦这些人和工具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就出现了新的政治人物和技术阶层夺取信任的机会。
相信精英人士代表我们知晓、报告和判断事情，这一设想出现于三个世纪前，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无法存续的，至少以现有的形式中是不可行的。人们很容易沉溺于这样一种幻想，认为我们可以扭转破坏性的力量，或者用更大的事实武器将其击退。但这忽略了信任性质发生变化的更根本的方式。
新兴政权的主要特点是，真相被认为存在于隐藏的数据档案中，而不是在公开的事实中。这被国会议员报销丑闻和伊拉克战争日志的曝光所证实——而更近期的“米兔运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它是通过一系列突然而大量的事件的揭露而爆发的，并带来了信任危机。真相在那里，只是不在公共领域。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手机摄像的时代，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在产生原始数据，并存在于外在的某处。真理就像地壳下面的熔岩，周期性地爆发成为火山。
那传统的、相似的事实与数据的提供者还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在反射性地进行怀疑的时代，“报道”新闻意味着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报纸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报纸决定将自己重塑成原始数据的门户，或是他人内容的管理者。但对公众来说，当他们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目睹事情本身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还应该听信记者说的话，这就不再是一件简单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些问题也许有很好的答案，但答案还并不明确。
伴随着这些趋势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英雄式的说真话者。
他们看起来足够勇敢，能大声驳斥其他当权机构——无论是政府机构、报纸、企业、政党还是其他什么机构。他们中有些是告密者，有些是政治领袖，还有一些更像是阴谋论者或挑衅者。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英雄式的说真话者，因为我们都沉浸在不同的叙事中。切尔西·曼宁和奈杰尔·法拉奇这样的人物之间没有政治上的一致；他们的共同点只在于，他们愿意违抗权势、打破共识。
如果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同的说真话者的世界危险地听起来像是相对主义，那是因为它确实就是。但这种新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真理政权”的根源不仅在于民粹主义的兴起或大数据时代。精英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这场危机是关于信任，而不是关于事实——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公信力的迅速坍塌。
除非自由主义机构及其捍卫者愿意承认他们已无法维持信任，否则过去十年的事件对他们来说仍将是晦涩难懂的。除非这些机构能够重新发现最初自由主义冲动的某些方面——将不同的权力领域分开，把对知识的无私追求放在追求利润之前——否则，目前的情况只会恶化，再多的事实也无法阻挡。权力和权威将成为逐渐衰落的自由主义国家和数字平台的混合——而它只会被举报、愤怒等偶尔的强烈抗议打断。
翻译文章：
William Davies, Why We Stopped Trusting Elites, The Guardian, Nov 29, 2018.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nov/29/why-we-stopped-trusting-elites-the-new-populism
译者介绍
王婧滢，清华大学外文系2015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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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技术编辑：杨淑榆
责任编辑：Luna Li